2026年5月12日联邦预算夜，联邦政府宣布了澳大利亚商业委员会（Business Council of Australia）称之为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最重大的税制变革。
若将目光从住房相关的头条新闻移开，便会发现这场变革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它正在系统性地拆解支撑这个国家大量私人财富积累的三大基本假设。
| 制度设置 | 现行规则 | 2027年7月1日起 |
|---|---|---|
| 资本利得税折扣 | 持有资产超过12个月可享50%折扣 | 改为成本基数通胀指数化，并征收30%最低税率 |
| 负扣税 | 适用于所有投资性房产 | 仅适用于新建住宅开发项目 |
| 全权信托收入（家庭信托） | 按受益人税率征税 | 征收30%最低税率（已宣布于2028年7月1日实施，尚未立法） |
这三项变化单独来看，都并非史无前例。但三者同步推进、叠加实施，其影响之深远，堪称1999年资本利得税折扣制度引入以来对资本税制最根本性的一次重塑。
资本利得税折扣取消后，用什么来替代？
政府的表述是：只对真实收益征税，并设定30%的最低税率。这两点没有错，但都只说了一半。
指数化调整的逻辑是将资产的成本基数按通胀上调，从而只对超出通胀部分的真实收益征税。这一机制并不比现行的50%折扣更不利，财政部长也承认部分纳税人实际缴税可能减少。但从结构上看，新制度对多数客户而言很可能更为不利。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的目标是将通胀维持在2%至3%的低位。而现行折扣直接免除了一半收益的税负。指数化仅能剔除那一小部分通胀因素。当资产增值远超通胀（而这正是长期持有资产的意义所在），应税收益便会大幅上升，加之30%最低税率的托底，税负压力便从两个方向同时收紧。
30%最低税率的作用机制是”补足”：若按持有人的普通税率计算，某笔资本收益本已达到或超过30%，最低税率不产生额外影响；但若低于30%，则需补足至30%，加上2%的医疗保险税后实为32%。然而，将这一最低税率说成与高收入人群无关，并不准确：他们失去了折扣，对长期持有资产所产生收益的有效税率，从原来的23.5%一跃升至最高47%。而另一端，原本缴税极少甚至无需缴税的低收入者，现在也要面临32%的最低税负。这一变化，两端都在加压。
数字说明一切：三个真实案例
以下案例仅供说明，但其中涉及的计算逻辑均真实有效。每个案例均先按每年4.5%的保守通胀率（略高于储备银行2%至3%的目标区间）对成本基数进行指数化调整，再按当前居民税率及2%医疗保险税计算税负。
案例一：利用兼职收入投资的大学生
Aisha今年21岁，兼职年收入5,000澳元。她出售了持有三年的股票。当初以15,000澳元买入，现值35,000澳元，名义收益为20,000澳元。
| 计税方式 | 应税收益 | 应缴税款 |
|---|---|---|
| 现行：50%折扣 | 10,000 澳元（折后） | 零（总收入低于18,200澳元免税门槛） |
| 新制：指数化 + 30%最低税率 | 约17,900澳元（指数化后） | 约5,720澳元（含医疗保险税） |
这项改革名义上为”为年轻人着想”。然而，一个靠兼职积累财富的学生，同样一笔交易，税单从零变成了约5,720澳元。
将15,000澳元的成本基数按4.5%指数化三年后，成本基数升至约17,100澳元，约2,100澳元的通胀部分被剔除，真实收益约为17,900澳元。按旧制度，加上折扣后她的总收入低于免税门槛，无需缴税。但30%最低税率改变了这一切：按她的普通税率计算，这笔真实收益的税负远低于30%，因此须补足至30%，再加医疗保险税。
案例二：出售股票支付子女学费的工薪家长
David年薪15万澳元。他将持有四年的股票悉数出售。当初以10万澳元买入，现值25万澳元，名义收益15万澳元，用于支付子女的私校学费。
| 计税方式 | 应税收益 | 应缴税款 |
|---|---|---|
| 现行：50%折扣 | 75,000 澳元（折后） | 约32,050澳元（约21%） |
| 新制：指数化，无折扣 | 约130,700澳元（指数化后） | 约58,250澳元（约39%） |
对高收入者而言，30%最低税率往往不构成额外负担，因为其边际税率本已超过30%。真正的痛点在于失去折扣本身。
四年内以4.5%进行指数化调整后，10万成本基数增加约19,300澳元，真实收益约为130,700澳元。叠加15万的薪资收入，这笔收益将按最高边际税率征税，本已超过30%，最低税率因此不再起作用。关键在于失去了折扣：同一笔交易的税负几乎翻倍，用于支付学费的税后收入减少约26,000澳元。
案例三：出售股票维持生活的自食其力退休人士
Margaret已退休，资产水平略高于养老金资产测试门槛，其他收入为5,000澳元。她出售了持有六年的股票。当初以60,000澳元买入，现值100,000澳元，名义收益40,000澳元，用于日常生活支出。
| 计税方式 | 应税收益 | 应缴税款 |
|---|---|---|
| 现行：50%折扣 | 20,000 澳元（折后） | 约1,490 澳元 |
| 新制：指数化 + 30%最低税率 | 约21,900 澳元（指数化后） | 约7,000 澳元（含医疗保险税） |
政府给出的养老金领取者豁免条款确实存在，但其适用范围相当窄。豁免条件取决于出售当年是否实际领取特定政府福利支付，而非仅仅身处退休状态，那些资产水平刚好越过门槛的自食其力退休人士，恰恰是既失去折扣、又触发30%最低税率的群体。
六年以4.5%指数化后，60,000澳元的成本基数增加约18,100澳元，真实收益约为21,900澳元。按她的普通税率计算，税负远低于30%，因此须补足至30%。老龄养老金及求职者补贴的豁免条款，取决于出售当年实际领取相关福利，那些刚好越过资产门槛的自食其力退休人士，将被全额征税。
即便是支持这项改革的经济学家，面对这一结果也感到不安。经济学家Saul Eslake与前生产力委员会委员、现任e61智库研究员Michael Brennan均呼吁政府取消30%最低税率，恢复1999年以前的五年收入平均机制，对年收入低于45,000澳元的人群强征30%，在他们看来实难自圆其说。
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资产估值
由于资本收益须以2027年7月1日为界分段计算，改革前后分别适用不同规则，所有在该日期持有的资本利得税资产，实际上都需要以该日期为基准进行市场估值。这包括非上市股权、商誉，以及私人家族架构下持有的房产。
问题在于，澳大利亚根本没有足够的合资格估值师，能在同一时间点完成如此大量的估值工作。这场抢位战已经开始。越晚启动，排期越长，成本越高。现在就着手梳理哪些资产需要正式估值、提早委托，是当下最切实可行的行动之一。
六月政策退让究竟改变了什么？
6月18日，政府宣布了总额4.75亿澳元的局部让步。小企业资本利得税的营业额门槛从200万澳元提升至1,000万澳元，但仅适用于四项小企业减免中的一项（即指数化后的额外50%减免），其余三项（包括15年豁免）仍维持200万澳元的门槛。符合条件的初创企业可保留50%折扣并选择不采用指数化。真实遗嘱信托可豁免于30%信托最低税率。慈善捐款方面亦有一定减让。
商界的反应并不买账。澳大利亚工商业协会将其形容为仓促拼凑的补丁，并警告澳大利亚仍将维持全球最高的资本利得税率之一。澳大利亚小企业组织委员会对门槛提升表示欢迎，但指出营业额在200万至1,000万澳元之间的企业，理应获得全部四项减免，而非仅一项。反对党领袖Angus Taylor则直接否定了这套方案：“这里根本没有任何让步，他们依然在提高资本利得税。全部废除才是正确的做法。”
这最后一句话，其意义超出了党派政治的范畴。我们将在第二篇文章中进一步展开。
谁现在应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 风险程度 | 受影响群体 |
|---|---|
| 高 | 在全权信托（家庭信托）内持有长期资产的家族 |
| 高 | 即将出售业务资产或进行传承规划的创业者 |
| 高 | 在预算夜之后购入已建成二手住宅物业的投资者 |
| 较大 | 持有集中资产的个人，包括中低收入人群 |
| 较大 | 同时持有商业及住宅资产的业主 |
| 较大 | 跨境家庭及新来澳移民 |
核心问题已经改变：不再是”我要交多少税”，而是“在正在形成的新法律环境下，我现有的架构还适用吗”。对大多数家庭而言，当务之急不是仓促行动，而是系统性地审视自身处境。如果您持有升值资产：股票、房产或企业股权，且计划在可预见的未来出售，那么出售时间与2027年7月1日之间的关系，现在已经是一个实质性的考量因素。甚至连合同签署的时间节点，都可能影响适用哪套税制。
我们的第二篇文章《2026–27联邦预算：CGT变化对家庭信托意味着什么，以及为何这是一项法律工作而非仅仅是税务工作》，将深入探讨这些变化对家庭信托与私人企业架构的具体影响，以及为何应对之策在本质上是法律工作，而非仅仅是税务工作。
免责声明： 本文依据2026–27联邦预算措施、已提交的《2026年税法修正案（税制改革第一号）法案》及2026年6月18日宣布的进一步让步撰写。截至发稿日，相关法案尚未获得通过，仍在参议院委员会审查阶段。文中所列税率及数据仅供参考，具体结果因个人情况而异。本文仅供一般性参考，不构成法律或税务建议。建议在采取任何行动前，就您的具体情况寻求专业意见。
